德国“双元”职业培训的形成阶段

2018-08-10 19:25 来源:www.shuangyuanzhi.cn 编辑:德国双元制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每当提到职业培训体系,就不能不提到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事实上“双元制”作为现代社会一个职业培训体系,确实给当今国际社会职业培训领域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目前,由于在全日制学校进行的职业培训存在着花费大、培训方式与实际工作脱节以及内在的官僚主义不可避免等问题,在企业中进行的职业培训显得更为有效。而“双元制”由于组合了学校教育和企业培训两种模式的优点,显示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双元首制,双元制职业教育计划,尽管这种模式还不是完美无缺。近年来,伴随“双元制”模式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其在与各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有关这种职业培训体系的争论也越来越多。究竟应怎样整体地看待和准确地理解“双元制”职业培训体系呢?必须首先了解其起源和发展历程。
  一、“双元”职业培训的形成阶段:手工业培训的恢复和进修学校的诞生
  各种文献在论及德国的“双元制”培训体系时,都将它的起源追溯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在1900年前后,职业培训形成了初步的结构,但是还没有形成一点系统的特征。职业培训是在“双元”基础上组织实施的,它的形成与其说是因为发展中的工业国家需要有技术资格的工人,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广泛的政治气候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反映。在20世纪初,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德国通过了为手工业行会的立法。这刺激了过时的手工业培训,出现了非学校类型的职业培训模式,但在当时并没有预见到这就是“双元制”发展的前身。
  起源于中世纪的手工业培训是按照学徒——满师徒工——师傅这三个层次培养。手工业培训是在皇家的中产阶层政策基础上恢复的。这种政策试图保护旧的中产阶级(工匠、小商业者、小农场主),使他们摆脱在社会和经济上逐步衰退的命运,避免使他们变成无产者,促使他们形成维护皇家利益、反对社会民主的堡垒。
  在1878年、1897年及后来的1908年,关于培训政策的具体条款,经过皇家议会投票,通过了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的保护零售商议案和一系列针对手工业法律的修正案,在经济上以法律的形式赋予手工业者和零售商一定的特权。尽管如此这些并没有完全满足中产阶级集团利益的需要。1897年的主要修正案,即所谓的“手工业者保护法”(Handwerkerschutzgesetz),允许在公共法律的监督下建立手工业协会社团组织,允许手工从业者保护他们行业的共同利益,并建立以限制竞争为目的的组织机构。
  “大资格证书”(Grosser Befaehigungsnachweis)议案在1890年被皇家议会通过,但没有被联邦议院通过。这种证书是手工业协会向工匠师颁发的。而“小资格证书”(Kleine Befaehigungsnachweis)做为“大资格证书”的部分替代功能得到了通过。从此以后,只有获得证书的师傅才能被授予培训徒弟的权利。1897年,为了手工行业的经济稳定及改革所修订的手工业条例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并与1908年的再次修订一起,成为德国职业培训“双元制”——企业培训一元的基础。
  如果把手工业培训的复兴称为中产阶级保守政策的变革,那么试图建立“双元”培训第二个“支柱”——“进修学校”(Fortbildungsschulen)的产生可以说成是中产阶级政策的自由革命。18世纪,德国出现了一种进修学校,他们既作为普通教育建立的基础,服务于“星期日学校”(Sunday sch001),毕业的青年,也做为商业学校,服务于手工业行会。在当时,这些学校的生存遇到很大困难,实际也没有有效地运作起来。
  到19世纪后半叶,进修学校政策才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人口的快速发展,大量男性青年待业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大问题。资本主义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不能再忽视这些待业青年的存在。凯兴斯坦纳(Georg Kerschensteiner)首先提出把进修学校转变为定向学生职业的培训机构,建立中产阶级政策。他的观点是想通过职业培训将无产者和中下阶层的青年融人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提出职业不但是职业学校发展的中心点,而且要理解为一个标志,即将职业培训理想化,使其变成国际社会多彩的一面——即职业教育的德国哲学,以此区别大多数简单的工作培训模式。
  从1895年到1914年,学校的改革者集中围绕着奥斯卡帕赫(Oskar W.Pache)和凯兴斯坦纳(Georg Kerschensteiner)的思想,比如改革国家官僚主义作风;强化资本主义的自由思想;在进修学校显著地扩大职业定向范围;对手工从业者的培训强制实行统一的新方式。学校与企业紧密结合既能扶助中产阶级,又能提供平民培训。这使得进修学校成为“双元制”培训模式的第二根支柱。
  二、“双元”培训的巩固时期(1920— 1970):工业类型的学徒培训和职业学校的建立
  “双元”职业培训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为职业培训建立一个更现代和清晰的培训结构。这阶段仍然是以工业化前的培训模式和相互之间没有太多关联的企业和学校不规范的混合培训方式为特征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前(1895— 1913)经济繁荣的最后时期,中国的双元制,双元制高等职业教育,工业领域的资格需求变化了,其结果导致了经济的加速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又刺激了对劳动资格需求的进一步扩大,需要新型的工人。以前小作坊里的“能工巧匠”不得不转而适应新的生产方法,变成工业领域里新的劳动力量。
  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WeimarerRepublik)时期,教育改革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在此时期工业领域内尽管仍然存在着与学校培训的矛盾,但还没有完全实行独立的职业培训模式。在经济危机笼罩下,职业培训又融入了传统“双元”培训的组织框架。
  与工业领域培训相比较,本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进修学校,经过缓慢、不稳定地发展,已成为被大众普遍认可的学习场所。1930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所有涉及自身利益的政党一致认可,进修学校演变成了所谓“新职业学校”(New vocational school)。其办学宗旨是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但由于青年待业者周期性的大量增加,政府不得不强制青年接受职业教育,使这类学校变成政府安置社会闲置人员的场所。这种政治社会的手段险些摧毁了学校的教学观念——职业的原则,同时也破坏了学校的物质基础。
  在这一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新的培训模式,受到“科学管理”思想的严重影响,形成了职业培训三个基本的方面:车间和职业学校培训机构的建立;有条理的培训过程:标准的培训课程和组织方法、训练计划。在那时一些专门机构如德国技术学校委员会(DATSCH),德国技术工人培训学院(DINTA)和职业培训工作委员会(Arbeitsausschuss iuer Berufsausbildung)建立起来。这些机构完善了职业培训,进一步强化了培训系统,这是在以前传统的手工业培训中都不曾有过的。在培训领域,随着“专业工人”(Facharbeiter)概念的引进,新的资格培训类型产生了(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就是后来“双元制”体系构成的主要部分。
  1934年,不完整的公共职业学校的体系标准才形成,各个州的学校主管部门集中成立了皇家科学、教育和公共教育部,但在这一时期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同时形成了。 1936年,手工业行会的统治地位因专业考试的垄断地位被打破而不复存在。1937年“职业学校”(Berufsschulen)这一标准的名字被使用,中央政府开始组织企业内培训,学校也被强制使用标准课程(皇家课程),同一年,对职业学校的赞助规定和培训基金的管理办法等一些重大事项也制订了标准规则。1938年学生参加职业学校的学习变成了全国性的义务教育,1940年职业学校的培训形成了法律。
  1933年至1945年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时期——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即纳粹(Nationalsozialismus)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占社会的主导地位,学校的改革融入了一些特殊的思想意识成分,当时的职业培训政策培训目标是:
  ——借助工业发展,尝试建立自己的现代职业培训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制订满足自己需要的合理标准;
  ——借助企业、职业学校教师和国家行政官员的力量,建立脱离政治意识的职业学校,也被称为“初级技术学院”(Lower Technical College),目的是满足个人(私人)对劳动资格的需求;
  ——最主要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通过包罗万象的法律规定和劳动者的社会利益,影响职业培训政策的制订。
  在这一时期,对职业培训的具体方面也做了进一步规定,如传统义务职业教育的形式,三年的培训期,每周八节课,城镇和乡村政权对培训的义务赞助,标准的课程设置,学校的理论学习要紧密适应企业的培训,职业学校顾问制度,职业学校的教师具有国民雇员地位规定等等,然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培训体系管理层不能保证这种类型学校的实际运作,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时间和金钱,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利益的驱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种宽基础、由国家运作的职业学校体系才形成。也就是说,在联邦德国成立以后,它大部分继承了30年代的培训结构,但也赋予了许多新的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一分为二,联邦德国继承了原德国的职业培训制度,同时职业培训也摆脱了二战期间政治意识的束缚。在职业培训领域,为学徒培训建立一个规范法律的工作继续进行。围绕将职业培训立法与工会立法合二为一的问题,工会和皇家议会以及后来的劳动阵线和政府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到1953年,在手工业条例 (Handwerksordnung)的范围内,综合的职业培训条例才得以建立。迟至1969年8月14日,《职业教育法》(BBig)颁布实施。政府又一次确保了自己在职业培训中的一定影响,并且持续到以后的几十年。同时,这一法律的实施也标志着德国职业培训传统时代的结束和新纪元的开始。
  三、“双元制”职业培训体系的发展阶段 (从1970年开始):政府的影响和职业培训客观存在的合理性
  1969年以前,不系统的培训立法主要将职业培训限制为“私人范畴的事情”,这意味着职业培训受雇主利益政策的限制和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政策的限制,而没有作为“公共任务”来执行。1969年《职业教育法》生效以后,联邦德国“双元制”培训体系也在职教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个法律不仅将以前分散的培训立法综合到一起,还删掉了所有法律的不确定因素,允许具有合理性的培训体系进一步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期,政府建立了联邦职业培训研究所并颁布了正式承认的培训职业,职业培训研究所主要负责职业培训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以后发展成为现在的联邦职教所(BIBB)。《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和联邦职教所的建立,解决了困扰“双元”职业培训发展的主要问题。从此“体制”变成一种形式被固定下来,法律上也取得了他的合法地位。在此之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口激增以及人们选择职业方式的变化,传统的培训结构被打破,职业学校和企业培训同时并举的职业教育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并逐渐趋于完善,职业学校教师也开始在不同的层次上参加职业培训的计划、实施和检查工作。
  1972年在联邦范围内对企业内部培训和各州职业学校培训的课程结构进行了协调。1977年,德国第一份《职业培训年度报告》出笼,并形成制度。《报告》刊明了提供培训场所和对培训场所有需求的区域和部门,也对来年可使用的培训场所做了预测,为人们提供了需要的职业信息和职业培训的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改革者主张基础职业培训标准化,在职业学校内进一步充实一些实用的培训内容,实行“基础职业教育年”(BGJ),尝试给“双元制”一个新的现代结构。然而,基础职业教育年只是部分地被接受。雇工组织和企业害怕职业受到“国家控制”,产生了强烈的政治抵触情绪。基础职业教育年的提出在当时只是全面改革职业培训体系的一个途径。论及职业培训体系的改革,北威州的“职业学院实验模式”和柏林的“高级中心”概念也应当被提及,所有的改革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双元制”本身也存在着弱点。这些改革的目标是提高职业培训的质量,以达到与劳动就业资格体系接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从学徒工培训到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以及在职培训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各州、市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职业教育网,从而使德国在普及职业教育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伴随工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培训职业进一步综合,培训职业的数量显著地下降。现在德国国家认可的培训职业由1971年的 606个下降为370—380个左右。
  “双元制”处在国际社会职业培训领域内显著的位置,获得了其它培训制度无与伦比的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尊敬,因为每年的职业培训主要是由它承担的(承担了德国97%的培训任务),并且由于它的培训最接近实际、费用低廉,毫不奇怪地延伸到包括在前民主德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双元制”培训也有衰落的迹象。主要表现为:申请培训的人员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在个别职业领域更为显著;培训人员的平均入学资格降低,双元制高职,双元制专业,完不成培训计划的人员大量增加;已获得职业资格的受训者离开所从事职业的人数也呈增加趋势;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特别是因为经费短缺问题,一些企业放弃“双元制”培训。
  尽管“双元制”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仍然是最为有效的职业培训途径之一,为我们提供着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