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双元制”从来就没有来过中国。四川省参加华东某大学主办的职教干部培训班学员说出一个重大而沉重的课题。

 

　　中部地区某市“双元制”的试点已经无法推进，半途而废。有关人士也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说，即便在东部地区的江浙试点学校中，也受到质疑能不能做得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关人士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透露，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中国、德国政府间合作重要载体之一的 “双元制”（企业和职业技术学校共同完成的职教模式，记者注）受到高度关注，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德国的双元制,甚至有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政府与学校把“双元制”不离口；到现在一些学生与家长正在用脚投票，有的项目已经停止，有的难获得社会、学校共同的认识，真正坚持下来的了了无几。

 

　　因为“双元制”的显著特点是，学生具有学生和企业员工的两种身份，约有一半时间在企业工作，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四川省乐山市职教干部培训班学员在浙江一所“双元制”试点学校考察时就问校方：学生愿不愿意干，与企业签订招工合同没有？

 

　　国内另一所大力宣称“双元制”试点的职业高中，尽管对入学的学生实行免学费教育，但是录取的学生则全部在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之下。校长也承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双元制模式，只是打了一个擦边球而已，录取的新生一次性报到率较低。

 

　　与这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宁波TAFE学院。这种基于澳大利亚课程培训包，以学校教育为主，提供后续发展空间与通道的模式受到了经济发达地区学生与家长的追捧。今年该校录取新生179人，收费1.2万元左右/学年，其中有151人高于普通高中500分的录取分数线，占84.36%，生源质量可以比肩普通高中了。

 

　　宁波外事学校校长俞毅对一些学生家长宁愿选择高收费的TAFE教育模式，不愿意去接受“双元制”免费职业教育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或许，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专家在广东某地对汽车维护与保养“双元制”的调研发现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据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国际合作与比较教研室主任刘育锋向本报记者介绍，他们在专项调研中发现，很多学生不愿意过早地把自己的命运固定在某家企业，希望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同时，一些校企合作的学生到企业经过培训、工作一段时间后，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德国双元制模式,很少有学生愿意在这些企业工作。刘育锋举例说，有的汽车维护与保养“双元制”学生，派到企业半年就一直干洗车工的活，被企业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一些企业对“双元制”的学生培训、实践太随意，对结果与评估缺乏相应的制度来规范与保障。

 

　　从事国际合作与比较教研工作的刘育锋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中德“双元制”合作最早从1982年筹建南京建筑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开始，相继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哈尔滨、南昌、合肥等地建立了14个“双元制”合作项目。

 

　　随后，为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子，原国家教委又决定从1989年起，在无锡、苏州、常州、沙市、芜湖和沈阳六市进行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试点工作。

 

　　承担我国第一个引进德国“双元制”试点项目的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张宁新介绍，第一个十年阶段实施非常顺利，中央政府牵头，国家住建部门，以及南京市行政部门、建筑公司，同济大学都参与进来，人、财、物都解决好，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主体作用发挥得非常好。可是，进入第二个十年阶段建筑企业开始转制，实施“双元制”有一定的困难。

 

　　“双元制”需要的外部环境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刘育锋研究分析说，1983年左右国家有关部门把就业后的培训改为就业前的培训政策，开始对“双元制”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紧接着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1998年行业部委的转制，其职业教育职能剥离、归口教育部管理等，企业、行业培养人才的主体地位没有了。

 

　　到2014年德国人均GDP约4.76万美元，中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文化背景不一样，也影响和制约了“双元制”在中国发展的进程。有关人士指出，中国对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往往是鼓励的比较多，实在的措施比较少。此外，一些行业协会良莠不齐，不能真正代表行业的利益，不了解行业、企业的需求，发挥不了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德国职教的核心就是以企业为主，以实践为主。北京师范大学职教研究所所长赵志群认为，作为一项制度的引进与试点需要土壤与环境，国内对于“双元制”而言，既缺乏文化基础，又没有法律法规保障，从而导致我们国内的职教往往以学校为主，企业不是很感兴趣。

 

　　因此，曾在有关引进“双元制”经验改革中国技工教育发展的国家课题中，就得出“‘双元制’好是好，但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结论。

 

　　有关人士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透露，在教育部门一个关于“双元制”会议上，有德国专家就表示，实际上对一些共同规律的东西不要特别强调国情不同。比如，操作数控机床方面，就不能因为中国国情不同，可以降低工艺要求与技术标准。对好的制度与经验还是应该坚持学习，不能予以束之高阁。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吴雪萍教授也认为，德国、澳大利亚、美国的职教发展各有千秋，我们要学其所长。

 

　　对于这些建设性的建议，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前不久在现代学徒制国际研讨会上说，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引进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开展了一些试点工作。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校企深度融合，德国双元制教学,德国双元制培训,联合招生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试点工作等。